说起宰相谢安，晋孝武帝司马曜实在可以将他奉为亚父：当年权臣桓温谋求简文帝“禅位”，如果不是谢安的有力抵制，便不会有他的幼年继位；后来，如果不是谢安“义存辅导”、“尽忠匡翼”，也不会有太元年间政治经济的短暂中兴；特别是淝水之战，若不是谢安的镇定指挥和谢家军的出师大捷，司马曜更不会被谥为“孝武皇帝”而留下名过其实的纸上英名。但是就在淝水大捷之后不久，谢安这位功勋元老却悄然淡出政界，其中除了谢安自身固有的功成身退的智慧，更多的因素是出于朝廷内一些奸佞小人的离间。而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恰恰是谢安的“乘龙快婿”王国宝。
王国宝之父，即王述的嗣子王坦之。王坦之弱冠即成名，才学识见有“江东独步”之誉。当年王羲之与王述多有嫌隙，却对其子王坦之青眼相看，在家训子，曾对王献之等说：“吾不减怀祖（王述字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认为自已这一代哪里都不比王述差，唯独儿子们当中没人能比得上王坦之。王坦之青出于蓝，简文帝时即受重用，除了与桓温斗勇时拿倒了笏板露过一回怯之外，其名望一度直追谢安。王坦之与谢安联手斗罢桓温又同辅幼帝，大约也就是基于这段友谊，谢安才将自己的一个女儿许给王家做儿媳；但这位谢家女偏偏命薄，在王家四位公子中，唯独赶上了最不成器的王国宝。
《晋书·王国宝列传》载：王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隅”，一向没有士大夫的刚正节操。其父王坦之四十六岁盛年早逝，“朝野甚痛惜”，但临终遗书亲家同事谢安，“言不及私，惟忧国家之事”，这里面，除了胸怀天下的高尚情怀之外，恐怕也多少含有几分羞于言说的隐情。反观谢安的态度，非但没有因这一悲情事件对王国宝施以任何关照，作为一朝之主的宰相，反倒一如继往，对他那种投机善变的官场作派非常厌恶，以致“每抑而不用”，常常对他进行打压。王国宝在自己老岳父手下，只得到尚书郎这个初级职位，心中非常不满，推辞不受，并私下放话：以自已门第和当朝功臣之后的身份，非吏部官职，不屑在其余府曹任职为郎。时逢其妹嫁入会稽王府，做了孝武帝同母弟马道子的王妃，王国宝由此攀上这位王爷的高枝，时时到他府上吃喝玩乐，还常常借机说自己老丈人一些坏话，搬弄是非，使本已疑忌谢安功高盖主的孝武帝对之更加疏远。谢安虽身居显位，却早有重回旧日归隐生活的东山之志，先是移居广陵（今江苏扬州）以避猜嫌，其后干脆疏请辞官，不久病故。
这王国宝不光是岳父不疼，舅舅也不爱。王国宝的舅舅范宁时任中书郎，是位“儒雅方直”的大名士，也是史上著名的经学家。那位坚持为谢石谥名“襄墨公”的范弘之，就是范宁的兄子，《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又是范宁的亲孙，范氏家风由此可见一斑。常言道“外甥多随舅”，可从王国宝这个外甥身上，范宁却横竖看不出自己的半点影子，尤其见不得的，是王国宝那副阿谀谄媚的市侩相。谢安退出政坛，亲王司马道子辅政后，王国宝跟着得势，先当上秘书丞，“俄迁琅邪内史，领堂邑太守，加辅国将军，入补侍中，迁中书令、中领军”，与司马道子“扇动内外”，共持威权。范宁出于对国家社稷安危的担忧，也为了挽救这个不肖之甥于险途，劝谏孝武帝废黜王国宝，以免贻患。王国宝发觉自己地位不稳，便通过曾任谢玄参军的袁悦之，转托一位法号支妙音的尼姑，致书太子之母陈淑媛，力陈王国宝如何忠谨可靠，应予亲信重用等等。王国宝自以为干得隐秘巧妙，岂奈却所托非人、弄巧成拙：这袁悦之自倚熟读《战国策》，专爱四处鼓舌如簧，替人游说划策。他频繁出入司马道子亲王府，专为司马道子揽权擅政支招，早已引起孝武帝司马曜警觉，此番竟暗使尼姑通过后宫替王国宝游说，更令天子恼怒。于是“托以他罪”，将袁悦之杀掉。王国宝感到“大惧”，但不思悬崖勤马，反倒迁怨于舅舅范宁，使出与谗害岳父同样的离间手段，通过司马道子谮毁范宁。孝武帝出于政治上的不得已，忍痛“流涕”将范宁外放至豫章当了太守。
谢安虽已不在，但朝廷中毕竟还有不少忠于职守的骨梗之臣在努力维系。不久，王国宝又遭到相当于那时纪检高官的御史中丞褚粲两度参奏。一次是王国宝的弟弟、时任荆州太守的醉仙才子王忱卒于任上，皇上赐假准许他前往奔丧并迎回母亲，但王国宝不知因何又改变主意，“盘桓”良久不欲前去，褚粲于是奏他违诏。王国宝一时畏罪惧捕，竟“衣女子衣”，扮为王府家婢去见司马道子，终得求情免罪。又一次是酗酒闹事，以盘盏乐器掷砸尚书左丞祖台之，被褚粲弹劾，皇上下诏认为“国宝纵肆情性，甚不可长；台之懦弱，非监司体”，最后各打五十大板，“并坐免官”。但不久王国宝又被复职。
这种不伤元气的处理非但不能治病，倒仿佛让王国宝有了“抗药性”。此后他“愈骄蹇不遵法度”，生活也日益腐化，还模仿皇宫清暑殿的形制，为自已建造豪华别馆。孝武帝“恶其僭侈”，方欲惩办，王国宝一经觉察，又马上玩弄政治手腕：他敏感地参透孝武帝对掌握朝廷大权的亲王司马道子正日增疑忌，于是渐渐挪移自己的立场，“谄媚于帝，而颇疏道子”，试图以政治上的投怀送抱，换得皇上对他种种贪蠹行为和腐恶生活不予查纠。这一招，在孝武帝身上果然见效，却着实激怒了把他一手提携上来的司马道子，“道子大怒”，曾在朝堂上指着王国宝的鼻子狠狠责骂，仍不解气，更“以剑掷之”。虽未当场要了国宝的小命，但二人确已闹到恩断义绝，“旧好尽矣”。
孝武帝晚年，真就把王国宝当成了“国宝”，晚上睡不着，也要将他召进宫中夜宴。一次夜宴中，太子少傅王雅亦在座，便向孝武帝推荐王珣才学文章都好，可以一见。王珣本是东晋开国宰辅王导之孙，后人评价其书法：“王珣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孝武帝雅好典章，当下便欲召见，但王国宝虑及自己无才又无学，生怕王珣一来将“倾其宠”，抢了他的风头，便推说“王珣当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见”，阻止了此事。孝武帝对王国宝日益信任，甚至要纳其女儿为皇子司马德文的王妃，但“未婚，而帝崩”。
时局的变化，逼着王国宝再次使出他的“变脸”绝活。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堂堂孝武帝竟被几个宫女用绵被捂死在床上，他那呆傻得连话都不会说的太子司马德宗于次年继位，史称晋安帝。老亲王司马道子主政，把持帝国权柄。失去靠山的王国宝连忙回归旧主，重新投靠，谁知“旧船票”依然有效——“道子复惑之，倚为心腹。”可惜好日子过了没多久，藩镇地方的王恭、殷仲堪等割据势力以讨奸为名合兵杀来，王国宝最终被当成奸臣之首，付廷尉赐死。抄家发现，“国宝贪纵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他那一套借政治投机以掩贪的伎俩终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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