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单某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伪造身份证件案
文/王学涛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检察院
文/张昊智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检察院
一、基本案情
单某某系物流运输经营者，其本人名下无驾驶证且无驾驶大货车的资格，其曾雇佣牛某某为其驾驶大货车。2021年6月，在牛某某已处于离职状态时，单某某为自己驾驶大货车跑运输，在未经牛某某同意的情况下，将牛某某之前留下的居民身份证、驾驶证、道路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照片交由制假证人员，为单某某伪造牛某某居民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和道路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各1张（其中，将牛某某的照片一栏替换为单某某的照片）；以及单某某本人名义的机动车驾驶证、道路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各1张。后单某某使用上述伪造的证件应付交通执法检查。2022年5月8日，单某某使用伪造的牛某某的居民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处理交通违章1次，导致牛某某本人驾驶证被扣1分。
二、分歧意见
本案当中，在上游制假人员未到案的情况下，单某某提供本人和牛某某的信息给上游制假人员，让其伪造五张证件的行为，应当以何罪进行处罚，存在三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单某某的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理由是：被告人单某某在与上游制假证人员电话联系要求制作假证，即产生了共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和身份证件的合意，单某某提供牛某某及本人的身份信息即意识到对方用于伪造证件，是对于上游制假证人员的教唆或者帮助行为。因此，单某某的行为与上游制假证人员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的共犯。另一方面，单某某的行为不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买卖身份证件罪，原因在于单某某产生伪造身份证件和国家机关证件的犯意，给予上游制假证人员现金报酬只是为了促成伪造行为，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对方能够为自己伪造证件，因此，单某某的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身份证件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单某某的行为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买卖身份证件罪。理由是：买卖是指买入或者卖出，既包括买入或者卖出真实的证件的行为，也包括买入或者卖出伪造、变造的证件的行为。单某某将牛某某及自己身份信息提供给上游制假证人员，让上游制假证人员为自己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和身份证件，并给予现金报酬的，系明知他人伪造的证件而买入的行为，提供身份信息属于购买行为的必然经过，买卖行为吸收了伪造行为。因此，单某某的行为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买卖身份证件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单某某的行为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买卖身份证件罪。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的“伪造、变造、买卖”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不存在伪造吸收买卖、买卖吸收伪造的情况，而法条中将伪造、变造、买卖三种行为明确进行罗列，就说明这三种行为均具有法益侵害性，从可罚性上来说是相当的。因此，不能认为伪造是买卖的必经阶段，而导致一个行为被另一个行为所吸收，更不能认为买卖是伪造的手段，二者存在牵连关系，从而择一重罪处罚。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认为单某某的行为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买卖身份证件罪这两个罪名。理由如下：
第一，从罪状分析看。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共三款，其中第一款包含了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第三款是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很明显第二百八十条属于选择性罪名，而且将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身份证件”独立出来，单独成罪，说明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相较于其他的国家机关证件更值得科处刑罚，因为在当今社会身份证件成为证明公民身份最重要、最便捷的证件，也是最频繁使用的证件。本案中，共涉及三种证件：一是居民身份证，二是机动车驾驶证，三是道路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身份证件”的范围由居民身份证扩展至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三款以明示列举的方式将居民身份证、驾驶证规定为身份证件，所以对于单某某伪造的前两种证件的定性无可争议，均属于“身份证件”。
而对于道路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的性质需进一步讨论。所谓身份证件是指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国家机关证件是指有权制作的国家机关颁发的，用以证实身份、权利义务关系或者其他事项的凭证，国家机关证件所涵盖的范围要比身份证件更广。本案中，道路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监制，某设区市交通运输局统一制发，并在资格证上印有相应的制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不得超过60周岁，二是应当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三是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另外，根据《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规定，道路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是客运、货运的驾驶人员，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从事道路运输的一种资格认证。因此，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看，道路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仅仅是一种资格认证，不具有证明个人身份的特殊性功能，因此归类为国家机关证件更为合适。
第二，从选择性罪名的适用规则来看。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和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本质属于行为型选择性罪名，即犯罪对象是同一种类，只有行为类型是不同的。而究竟认定何种行为，就是要看该行为是否能完整评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整个犯罪过程。虽然现实生活中，伪造和买卖通常是相伴相生的，但能否就此认定，伪造系买卖的必然经过，而导致一个行为被另一个行为所吸收呢？如某甲提供他人的身份信息让文印店伪造三张他人的身份证件，由于文印店的老板是其朋友，没有收取任何费用，那么某甲的行为就不评价了吗？很显然提供身份信息的行为并不是购买行为的必经阶段。同时，现实中最常出现的情况是，制假团伙伪造大量国家机关证件、印章后进行出售，司法实务中通常按照其伪造数量分别进行评价，否则将不利于打击此类犯罪团伙，从而维护金融经济安全和市场秩序稳定。同样的，本案中被告人单某某共有两个行为，一是提供身份信息给上游制假证人员为自己伪造证件的行为，二是通过现金交易的方式购买假证件的行为。对此，应当分别独立进行评价，才能更好地惩治该类行为，维护正常社会管理秩序。
最终，一审法院采纳检察机关观点，对被告人单某某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单某某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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