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并且首次提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这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新征程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重庆面积达8.2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00万，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这是重庆的基本市情，也是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摆在重庆全体干部群众面前的一道严峻的考题，因为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山区的现代化、库区的现代化，重庆的现代化就很难全面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4月在重庆考察时强调：“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要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推进以县（区）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序引导、依法规范城市工商资本和科技、人才下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抓牢抓实粮食生产，依山就势发展生态特色农业。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开展乡村建设，聚焦现阶段农民群众需求强烈、能抓得住、抓几年就能见到成效的重点实事，抓一件成一件，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重庆与全国一样，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也面临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问题。《当代党员》全媒体记者走进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富裕村、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河嘴乡富民村、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试图从三个村庄蝶变故事的背后，探寻它们成功的密码，以期为重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富裕村：从贫困到富裕的路有多远？
——坚持城乡统筹、规划引导、需求导向，全面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基础设施“外联内畅”
2024年7月25日下午，秀山县中和街道，赵茂兴家。虽已是花甲之年，赵茂兴说话仍中气十足。
时隔9年多，赵茂兴仍记得杨正坤那躲闪的眼神。
那是2015年8月初的一天，赵茂兴刚从秀山县残疾人联合会选派至隘口镇富裕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徒步去村民杨正坤家走访，走了半个多小时，沿途都是坡度很陡的泥巴路。
虽然知道杨正坤家困难，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到了杨家后眼前所见还是让赵茂兴为之一惊：几间破败的木房，屋里除了桌椅床铺外别无长物，不大的院坝里几只不知品种的鸡正上蹿下跳。
61岁的杨正坤一家有10口人，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已成家，在外省打工，家里就只有他和老伴张书元，生活过得极为拮据。
杨正坤局促地坐在板凳上，不知赵茂兴的来意，看向赵茂兴的目光一直在躲闪。
到过隘口镇的人，都会对“富裕村”这个名字留下深刻印象。颇具戏剧性的是，这个字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富有的村，却是全县最贫困的村庄之一，而秀山县又是重庆渝东南片区最贫困的区县之一，这里地处武陵山腹地，位于渝、湘、黔三省交界处，可谓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富裕村海拔1150米，几十年来，受困于一个又一个“隘口”，贫困被牢牢关在山里，富裕被严严地挡在了山外。
富裕村以前不叫富裕村，叫东风大队。1973年，时任秀山县副县长的宿成清来此调研，发现村里实在穷得不像样，便将其更名为富裕村，希望这里的村民能够早日富裕起来。多好的名字，多美好的心愿，但实现这个梦想却用了整整半个世纪。
山连着山，能有办法走出大山的人都到山外打工去了，留守在家的，除了种地别无出路。“富裕”二字，是村民心中遥远的梦，也一度是全村人心中最深的痛。
“杨老哥，我想带领大家脱贫致富，让富裕村真正富裕起来。”赵茂兴说。
“没有路，富裕想都不要想。”杨正坤说，“从村里到最近的集市，15公里的土路，要走多久你晓得不？”
赵茂兴明白他的意思：修路。
曾经，为了修路，富裕村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10余名村民在山上“啃”了一年半，终于修了一条4.5公里长的机耕道。
但村民很快发现了新的问题，路太陡，摩托车和三轮车很难开上山，除了步行不再“溜滑子”外，苞谷、洋芋下山，肥料等物资上山，还是只能靠肩挑背扛。
机耕道硬化，又成了村民心中的千千结。
但修路不是小事，赵茂兴找到时任秀山县交通运输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的汤亚兵和时任隘口镇党委书记的刘红明，一起到富裕村实地调研。
“要想富，先修路。只有路通了，产业才能发展。”站在富裕村的最高处，赵茂兴指着下面明晃晃的土路说。
最终，赵茂兴通过各方渠道募集资金1800万元，富裕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紧锣密鼓地上马。
富裕村人终于看到摘掉“穷”帽子的希望。
路开始修了，村民靠什么脱贫？凭什么致富？村民杨正维屋后一棵老核桃树抓住了赵茂兴的目光。
“这棵核桃树长势极好、产量极高，有没有可能在富裕村大面积种植。”赵茂兴怦然心动。
栽树，是为了致富。赵茂兴带着村干部出门了，他要去向“科学”讨答案。
核桃之乡云南省大理州漾濞彝族自治县、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西南大学……一家家咨询，一次次求教。
有人不解：“赵书记，我们这里种惯了苞谷、洋芋、红苕‘三大坨’，核桃树长得起来吗？”
“核桃树喜光、耐寒，抗旱、抗病虫害能力强，富裕村的土壤很适合种植，大家要相信科学。”赵茂兴说。
在村干部的带头种植下，2015年到2020年，富裕村发展核桃产业3000亩，栽种树苗4.94万株，同时还在树下套种了土豆、雪莲、玉米、前胡等可短期见效的农作物。
“进入丰产期后，每株核桃树可挂果25公斤左右，一亩收入能有1.2万元。”赵茂兴说。
这漫山遍野的核桃树苗，就是富裕村走向富裕的“路”。
2017年，富裕村整村脱贫。2021年，赵茂兴离开富裕村。同年，“90后”退役军人郎聪冲成为富裕村党支部书记，继续为富裕村寻找致富之路。
如今的富裕村，在致富路的加持下，还发展了山银花和乡村旅游产业，人均年收入由2015年的不到5000元增加到13000多元。
时光总是匆匆，赵茂兴偶尔也会回到富裕村再看看，他总是觉得遗憾，离开富裕村太早了，还没看到他亲手栽种的核桃丰产。
富民村：一个外来书记的“发展经”
——打造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人才队伍
2024年7月31日下午，石柱县河嘴乡富民村，村民周海凡正在收拾刚从地里挖上来的虎杖。
平坦的院坝里，虎杖被整齐地码放在路边，等待专人来收走，然后运输到烘干房进行烘干后加工成中药。
“收购价5元1公斤，可以说老汉我每一锄头挖的都是钱。”周海凡说。
几年前，富民村开始谋变，道路修到了家门口，各种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如今的富民村有中药材350亩、茶叶650亩、青脆李160亩，还发展有生猪养殖和山羊养殖等产业。
以往，富民村并不存在。2000年，河嘴乡钟山村、齐心村、王家山村三村合并，取名为富民村。但合并并未带来任何改变，作为离场镇最近的村，却是河嘴乡最穷的村。富民，也只是遥远的期盼。
蝶变，始于一个人的到来，他就是从外乡引进的能人黎星。
黎星是石柱县临溪镇人，曾是河嘴乡粮站职工，从粮站离职后，一直在外地搞工程，在当地是见过世面的人物。
2009年，黎星的父亲因肝硬化离世，为了陪伴母亲，黎星选择从外地回乡。
但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扰乱了他刚刚找回的平静。
“黎星啊，我代表河嘴乡富民村的乡亲们，想请你去富民村，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时任河嘴乡党委书记的谭小华言语恳切。
“我一不懂经济，二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我去能干什么呢？”黎星不解。
“你以前在河嘴乡粮站工作过，也算是半个河嘴乡人，知道富民村的情况，又在外闯荡多年，我们相信你。”电话那头，谭小华话说得直率。
是啊，在外闯荡多年，如今回乡，是时候为家乡发展做点贡献了。
2012年3月，黎星来到河嘴乡富民村，成为富民村党支部副书记，再一年，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富民村的情况仍旧灼烧着他的心：喝水要到1公里外的地方去挑；全村没有一条硬化路，路上全是野草；全村645户2188人，靠田吃饭，靠天种田，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村集体收入为零，甚至还有欠账。
比贫穷更让人揪心的，是观念的陈旧，眼界的封闭——全村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9%；改革开放30多年，山外科学种养、高效农业搞得生机勃勃，这里却守着耕牛犁田无动于衷。
是富民村人懒，还是富民村条件实在太差？并不，只是这里山隔着山，缺乏现代观念，缺乏产业信息，缺乏一个领路人。
富民，是一种凝重的责任，黎星要为富民村的百姓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他要当好这个领路人。
先找水，有水才能活人。全村修建人畜饮水工程10处，家家通上自来水。
紧接着修路，有路才能致富。新建以及改扩建道路36公里，硬化通村公路19.2公里，修建人行便道29.7公里，户户都有人行便道。
最后找产业，有产业才能富民。邀请石柱县相关部门对村里的土壤成分、环境气候、农产品市场前景等进行分析研判后，村里决定发展辣椒、茶叶、中蜂、中药材等产业。
看得见的事实，摸得着的实惠，村民的转变发生在悄然之间。
“黎书记指哪儿我们打哪儿，说种什么我们就种什么。”以前提到发展产业就嗤之以鼻的雷世英，组建了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在撂荒地里种植中药材300余亩，反倒成了富民村产业发展的排头兵。
周海凡所在的桂花村民小组，家家户户种上了虎杖、菖蒲等中药材。
周海凡老两口扳着手指算了笔细账——
他俩种了20亩中药材，养了50多只羊，一年至少能有8万元的收入，顶得上几年前的10倍。
其他在外务工的村民听说后，也逐渐回到村里找发展机会。谭桂祥、谭林鸿、周海福、孙李涵……黎星一个个细数着在村上发展的“能人”，他们或扎根田间地头、或奔走于企业之间、或参与到乡村治理中，都是一把好手。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正因为富民村有黎星，同时又带出了多个‘黎星’，新型产业发展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以说，富民村正朝着富民的道路疾步迈进。”河嘴乡党委书记罗圣杰说。
黎星辛苦了自己，牺牲了小家的利益，却提升了全村人的幸福感。他是村民眼中的好支书，更是全村的致富带头人。
放牛村：无边春色关不住
——坚持质量兴农、效益优先，以农旅融合发展为重点，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走遍了放牛村，却没见到一头耕牛，只有村口那头牛的铜像。一打听，如今放牛村人不放牛、不种田，只用栽花、种绿植了。
这个曾经以放牛、种田为生的村庄，如今不见了牛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山遍野的鲜花、盆景和忽隐忽现的民宿。一年有四季，但放牛村只有一季——春季。
放牛村的转变，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
“以前放牛村叫放牛坪，村中杂草牛粪随处可见，房前屋后污水横流，村民更是一贫如洗，改革开放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才82元。”在放牛村生活了60年、工作了28年的谢淑蓉回忆。
当时的村“两委”决定改变落后的面貌：放牛村要发展，必须转变思路，必须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产业。
“要发展，就要谋变，种植传统农作物富不了村民，必须要发展新产业。”谢淑蓉说。
放牛村位于重庆中心城区南山的后山，土地多为坡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8亩，土地产出率低，但是生态资源丰富。基于这样的情况，发展什么产业，成为放牛村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为了发展，放牛村想了很多办法，办过采石场、木箱加工厂、养鸡场，多次尝试后，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也就是在这时，放牛村“两委”意识到，要想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必须转变观念，充分发挥放牛村靠近城市中心、生态资源富集等优势，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确定了发展思路后，放牛村在南山街道党工委的指导和帮助下，对人居环境进行了改造升级，改造完成后的放牛村风景秀丽，屋舍俨然。
2020年，放牛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村里以“三变”改革为契机，成立了林阁花木种植股份合作社，紧密联结了农户、村民小组、村集体三方，在放牛村老房子村民小组的荒地上打造了百亩杜鹃园。
每年春天，放牛村杜鹃园都会被送上“热搜”，超5万株的杜鹃在这里形成花的海洋。
“杜鹃园有门票收入，还有经营性摊位租金、停车收费等，为村集体经济创收打下坚实基础。”放牛村党支部书记王雪说。
在放牛村文化交流中心，有这样一张柱状图，上面标注着放牛村改革开放至今历年收入的变化：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82元增至2023年的4.6万元，村民从零分红到2023年累计分红近2000万元，村集体资产从0元增至2023年的1.87亿元，在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排名中位居前列。
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放牛村发生了山乡巨变：从“靠山吃山”的落后村发展为“养山富山”的花园村；从“一条泥巴路、两排土坯房、三条老黄牛、四季缺钱花”到“挣养花钱、吃旅游饭、住生态村”；从“钱袋富”到“脑袋富”。
如今，放牛村家家户户都搭上生态经济的“致富车”：家家户户发展盆景产业，村民种植的罗汉松最高售价能达到十几万元；杜鹃园、铜锣花谷等乡村旅游景点成为重庆主城都市区家喻户晓的旅游网红打卡地；独具山野特色的民宿吸引着各地游客……这里一年四季都是景，远近高低各不同。
“‘花卉苗木+特色民宿’的农旅融合发展思路，已经形成了放牛村独有的‘乡村公园迎人—特色民宿留人—花木产业吸人’的良性长效发展生态圈。”放牛村党支部副书记赵秋南说。
城与乡，是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发展共同体。在放牛村，城乡之间的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资源要素不断畅通流动，城乡资源要素在这里互联互通，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撑”出了一个足够大的发展空间，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未来乡村，就在眼前。
在这里，农民变为园林主，栽花种树成为放牛村的主导产业，放牛村的“春天”来了，处处绿意盎然。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主任、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刘贵忠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将重点围绕“12421”总体部署，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贡献重庆力量。“1”，即走好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子；“2”，即确保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4”，即深入实施“四千行动”——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千万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千个巴渝和美乡村示范创建。第二个“2”，即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第二个“1”，即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刘贵忠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他希望重庆涌现更多的富裕村、更多的富民村、更多的放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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