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奥立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助理，法学博士。在《人民检察》《东南大学学报》等刊物公开发表文章60余篇，参加国家社科基金、最高检应用理论研究等课题10余项。
认罪认罚从宽，是指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予以如实供述，认识到行为危害性并自愿接受惩罚，司法机关基于其认罪认罚，进行程序从简或者实体从轻。在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着重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以及合法性。分州市院主要办理重大刑事案件，如何有效平衡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效果和办案效果，是司法机关深入推动制度发展，充分展示制度优势的重要命题。分州市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难点，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类型案件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是如何把握从宽内容。
分州市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需建立多类型、有重点的审查方式。
除办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外，分州市院还办理危害国家安全、涉恐、涉黑以及部分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对此，可作以下类型化处理。
第一，关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集资诈骗类案件。证据能够印证供述，案件审理中无需进行过多的抗辩对抗，应当适用普通程序，程序上可予以简化，但实体上需结合社会效果慎重从轻。
第二，关于证券期货类、职务类案件。证券期货类犯罪并非罪行极其严重的案件。职务类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尤其关键，对此，需要在制度上提供有效激励引导行为人如实供述。上述案件可考虑程序简化兼实体从轻。
第三，关于毒品类案件。由于毒品类刑事案件侦查手段具有特殊性，证据获取难度大，此时需要通过完整的诉讼程序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不宜简化程序，但可实体从宽。
第四，危害国家安全、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恐怖活动类案件。此类案件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行为人多难以教化，对此，应谨慎简化诉讼程序，亦避免实体大幅度从轻。
分州市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需特别重视从宽意见的精准性。
首先，量刑建议的调整要充分维持建议内容的一贯性和协商性。认罪认罚具结书是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且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意见，协商一致签署的。审判机关认为量刑建议存在明显不当并直接调整的做法，会造成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权威的质疑，进而影响认罪认罚适用的效果。因此，审判机关一方面应严格把握“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标准，避免出现大量直接调整量刑建议的情况；另一方面，应积极与检察机关沟通，原则上应由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
其次，量刑建议既要关注主刑，也要关注附加刑。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中行为人亏损的情形为例，从条文文义看，罚金的金额无法根据“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直接得出，但从惩处效果看，罚金刑在惩罚谋利型犯罪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该罪的罚金刑规定宜理解为：有违法所得的，罚金按照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认定；没有违法所得的，根据司法解释规定，酌定科处不少于1000元的罚金。
最后，要从实体法依据的角度看二审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幅度。认罪认罚的适用既包含自首和坦白等法定情节，也包含退赃退赔、认罪态度等酌定情节。一审阶段认罪认罚，可能同时具备法定和酌定的从宽情节，因此，从宽幅度较大。法定的自首、坦白情节只能在一审阶段才能认定，二审阶段认罪认罚无法认定自首和坦白，如果行为人二审阶段决定选择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只能将其认定为认罪态度较好，据此认定有酌定从宽的情节。因此，二审认罪认罚从宽幅度较小。
原文刊于《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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